在3月20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活动中，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回答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提问时表示，相比其他国家，中国老龄化是加速而来的，延迟退休是政策必然选择，改革不会“一步到位”，可以每两三年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一年，给社会一个缓冲。

　　此外，与会嘉宾还就应对“少子化”困局等话题进行了研讨。

　　“少子化”一词来自日本。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介绍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碎之后，日本就陷入低生育率陷阱，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问题，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，比如减税、补贴、带薪产假等，帮助还在工作的父母亲平衡工作和家庭。

　　多位与会专家表示，要扭转“少子化”趋势非常困难，但政策调整能够起到缓解作用。

　　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援引数据表示，低生育率和稳定的“少子化”在中国已经持续了30年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平均每个家庭要生6个左右孩子，上世纪70年代以后，我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，开启了“少子化”历程。

　　原新介绍，总和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几个孩子，到1991年，我国的生育率达到2.09，也就是所谓的更替水平。从1991年以后，我们的生育率就再也没有回到两个孩子以上，尽管在2013年、2015年我们分别放开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，生育率略有回升，但是依然在2以下。也就是说我们的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，是低生育率时代。

　　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分析指出，“少子化”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，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，现代社会高压力、高竞争状态，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。

　　任泽平指出“少子化”日益严峻的原因之一是，2016年以来中国主力育龄妇女在减少，未来也是这样一个趋势，这意味着中国“少子化”挑战会更加严峻。此外，生育成本上升也是主要原因，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方面的成本在抑制生育，需要相关政策作出调整。

　　在政策层面，应当如何缓解“少子化”困境？

　　王杰秀强调，要有效应对“少子化”需求，把儿童福利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，要更加重视儿童福利工作，特别是加大儿童福利工作的顶层设计。

　　任泽平则建议，可以进行个税抵扣和经济补贴，加大托育服务供给，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，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以及加大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相关支出，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，让家庭更加幸福。

　　哥本哈根商学院经济学系BiS不平等研究平台学术主任伯特·拉森建议，要确保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场所有同等机遇，这样妇女在生孩子的以后，还能保持自己的事业发展。

　　佐佐井司介绍，日本有很多政策和措施提供托儿服务，但有的时候这样却导致妇女工作时间更长。如果没有更好地照料女性，仅仅是改善托育状况，恐怕政策效果非常有限。

　　提到“少子化”，还有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不容忽视，那就是老龄化。

　　任泽平援引数据指出，中国人口在1962~1976年出现婴儿潮，后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国生育政策作了很大调整，由原来的鼓励生育变成了计划生育。1962年出生的这一批人现在59岁了，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，这也是需要延迟退休年龄的原因。

　　任泽平表示，欧美的老龄化、“少子化”用了20~30年，是慢慢到来的，而中国的老龄化、“少子化”是加速到来，就在“十四五”“十五五”期间扑面而来。

　　他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表示，由于中国老龄化是加速而来，因此延迟退休是政策必然选择，改革不会“一步到位”，可以每两三年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一年，给社会一个缓冲。